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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汉娜·阿伦特学习如何成为一名世界主义者  

2015-09-07 09:26:33|  分类: 文化/艺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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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汉娜·阿伦特学习如何成为一名世界主义者

腾讯文化罗蕾2015-09-07 0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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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阿伦特的遗产不只是她的个人魅力、她富有争议和挑战性的历史和哲学论著,也许回望她死后的40年,这位20世纪最具洞察力的思想家所做出的影响颇为持久的一项贡献,是如何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

腾讯文化 罗蕾 编译

向汉娜·伦特学习如何成为一名世界主义者

汉娜·阿伦特(图片来源于网络)

原文参考牛津大学现代欧洲历史学教授JamesMcAuley的博客文章《Shadowandsubstance》

自去年韦斯·安德森的电影《布达佩斯大饭店》上映以来,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百年纪念之作,很多人受到电影的感染,陷入了一种对一战前欧洲的怀念之中。启发了韦斯·安德森作品的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将这种布尔乔亚式的欧洲图景描述成一个“每一位公民都是自认的世界主义者”的地方。

不过,即使是在1938年纳粹德国与奥地利合并之前,茨威格笔下的这种世界主义式的“昨日世界”,也不过是一种幻想的图景。知名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在她1943年写的关于读茨威格的回忆录里这样忧愁地说:如果当时欧洲的犹太人有哪怕一丁点对于他们所处时代的政治现实的关心,他们就不会像当时那样安然自若了。

汉娜·阿伦特死于40年前,然而她留给世人的遗产还难以断定。1906年阿伦特出生于德国汉诺威一个犹太人家庭,以其关于极权主义的研究著称西方思想界。她常被称为“哲学家”,不过她本人拒绝这一标签,理由是“哲学关心的是单个的人”,而她的著作集中关注“生长繁衍于大地之上的人类,而非个人”,因而,她更希望被视为政治理论家,以便她就人类在面对20世纪空前残暴之举时的集体人性挣扎做严肃的探讨。

阿伦特不只是纳粹大屠杀的旁观者,在1933年纳粹上台之后,她就被迫流亡他乡,先是去了捷克斯洛伐克,然后日内瓦,再是巴黎,还有法国西南部的Gurs小镇上的一处难民收容之地,最后定居美国纽约——在这里,她成为了战后美国反思知识分子中最闪耀的一位明星。

阿伦特的遗产不只是她的个人魅力、她富有争议和挑战性的历史和哲学论著,也许回望她死后的40年,这位20世纪最具洞察力的思想家所做出的影响颇为持久的一项贡献,是如何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她的示范作用即使在这个她从未亲眼见过的21世纪,也依然富有感召力。

如今,“世界主义”(cosmopolitan)看起来就是一个精致而高冷的词,好像一般只会和某种鸡尾酒品牌、时尚杂志,及其他行销国际的高端商品挂钩。比如,人们会说伦敦是一个“世界主义风格的”都市,因为这里汇聚了来自各国的人,他们穿着精致考究,精通法语和英文,无论在巴黎的玛莱区还是曼哈顿东区都穿梭自如。但是,当世界主义这个词和“jet-set”(坐喷气式飞机奢华旅行的人群)成为同义词时,一种更深的含义就丢失了。

向汉娜·伦特学习如何成为一名世界主义者

《cosmopolitan》杂志

世界主义怎么说

即便在古希腊,当公元3世纪时拉尔特的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Laertius)第一次提出kosmoupolitês(“世界的公民”)这个说法时,他也是身处在一个重度宗法奴隶制社会里。不过“世界主义”的理念还是穿越几个世纪,深深地吸引了后世的人们。

向汉娜·伦特学习如何成为一名世界主义者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是从正义概念的普世性出发,呼求每一个世界公民都不受歧视地自我决定其发展。世界主义者即“世界公民”,指一个旅游者或者关注全球事务的个人,除了自己原本文化外,对其他文化的关注和品味。据维基百科,英文的这个词语来源于希腊文cosmos(世界)+polis(城市,人民,市民),用之描述跨越国界的、对人类的博爱。世界主义者确信,所有的人都有责任去培育和改善、尽全力去丰富总体人性。1994年,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呼求倡导她所称的“世界主义者教育”:将美国的下一代培养成“忠诚于总体人类社会的公民”。

尽管这些理念看起来浪漫且有吸引力,但也许21世纪的世界主义者的理念,更应该聚焦于世界上的每一个个体身上,在每一个多面向的个体背后,都围绕着诸多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相关附属机构。有了这个意象,也许一个21世纪的世界主义者应该从个体出发考虑,而不只是抽象地思考世界主义的道德。

作为世界主义者应当有这样的自觉意识:本来就没有对人类身份的统一界定标准,尽管有比如国籍、信仰、性别、阶层和种族这样的分类标准,这些标准内外也有其他的一些新的分类词汇。现代社会的人普遍有了对自我身份的决定权,他们也可以决定给自己的每一种身份赋予不同的价值。一个21世纪的世界主义者不应屈服于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理念,当然他也要承认:这世上有诸多的普遍主义(multipleuniversalisms)理念,但是人们可以选择将他们独特的自己置于自己想要的世界框架里。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没有人必须去“适应”(fitin)什么。那些有着诸多面向的身份的人,既不需要牺牲自己的独特属性,亦可以在这些独特里找到人类共有的痕迹。

凯姆·安瑟尼·阿皮亚在他2007年的作品里说:“将数千年来生活在当地小圈子里的人的思想和心灵带向日渐全球化的地球村,用新的理念和体制来使其成为世界主义者,这可真是一个挑战啊。”也许真正有意义的世界主义复兴在于承认个体的差异,而不在于宣称的人类一致性。

汉娜·阿伦特从来没有明确地写出来过她眼中“世界主义者”的意义,不过她无疑是典型的世界主义者——首先,她爱她的居住国美国,也从不轻蔑她过去的历史。她自己的犹太特性,以及她对犹太历史的独到理解,都帮助她启明了难能可贵的自我价值。她喜欢“自觉的贱民”(thepariah)这个理念,这个词在她眼里本身就代表了犹太人在20世纪的欧洲的经历。

自觉的贱民

阿伦特的思想的形成,尤其是她的政治哲学思想的形成有两个重要的背景因素值得注意:一是20世纪弥漫在欧洲的排犹情绪以及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经历,二是身为女性的身份在男性主导的知识分子圈子里的活动。正是经历这种深刻的感受,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内省思考,促使阿伦特产生了“自觉贱民”的思想,这从她的作品和经历上可以找到依据。

首先是她的身份的问题,一方面作为一个出生于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的家庭的学者,她在社会的公共场合受到尊敬,但是一旦她的犹太人的身份明了后,所得到的却是一种压抑和排斥。在当时的欧洲的社会里,作为犹太人有两个选择,一种是承认自己是犹太人,以贱民的身份放弃对于公共社会所有的表达的权利,这样就可以既不排斥社会,也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另一种生活的方式就是做一个“新贵”,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尽可能的融合使自己忘记自己的犹太身份,被德国人接受为一个“特殊的犹太人”,但这样的生活就变成了既不属于上流社会当中的一员,又实际上不能脱离开这种生活的圈子,这样的生活依然痛苦。对于这种感受的描写,在阿伦特于1957年写的自传体小说《拉尔·瓦哈根——一个犹太女性的生活》一书中可以看到,这本书正是她对自己的贱民身份的认同与表达。

向汉娜·伦特学习如何成为一名世界主义者

(图片来源于网络)

拉尔1771年出生在柏林一个犹太富商的家庭,她是当时倡导妇女走向社会的积极代表,她的沙龙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了柏林文学界的中心,在那里聚集了很多的著名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但是当拿破仑战争打破了她的朋友圈子,德国的贵族反犹情绪日益激烈,这时拉尔才越来越感到犹太人的社会地位的低下。阿伦特最后让瓦哈根以一种平静的方式离世,并最终与困扰她一生自我挣扎和解,她说:“在我一生当中,最大的耻辱,也是我所有不幸命运的根源,就是生而为犹太人。”直到快离开人世,她才意识到,犹太身份是“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放弃的”。

叙述者的声音给了阿伦特对瓦哈根的最后评判:“她从来都是一个犹太人和贱民。正因为紧贴着这两者的身份,才让她在欧洲的历史上有了独到的一席之地。”这话也同样适用于阿伦特本人。

自觉贱民的角色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放逐,它直接导出的问题是:当我们打算激烈地表达时,我们无法回避一个问题——我是谁?对于我的角色的“承认”,是我要表达的前提。于阿伦特而言,成为一个“贱民”并不是全然的劣势,也能带来一些有利的价值。在她20世纪40年代写的一系列论文里,她把海因里希·海涅、拉扎尔和弗朗茨·卡夫卡等人称作自觉的贱民,她的意思是:他们从不逃避自己身为犹太的身份,还能用他们的特性来“超越国籍的界限,将自己的犹太天分编织进欧洲生活的整体中”。

认同了在“贱民”身份里的普适性之后,阿伦特才真正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在她的无数的隐形遗产里,有一项是献给集体大多数的:人们生来就并非一样,但是有了对差异的认同和尊重,可以帮助人们超越那些让人类产生隔阂的诸多界限——这是她的“世界主义”理念的关键:被流亡,被孤立,但永远富有生命的弹力。阿伦特因她自身所遭受的苦难而与众不同,也正是因为这些,她才更能通过她的无畏的事业,向未来的世纪勾勒出一个世界主义者的理念轮廓。

没有“乡愁”的人

阿伦特的名字还是“争议”的同义词,恰是缘自《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这本迄今卖出了超过30,000本的书——不过这本书其实也是体会阿伦特的世界主义理念的最好途径。

1963年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是阿伦特在《纽约客》上连载的关于纳粹阿道夫·艾希曼1961年的审判的文章的集结。她将视线集中于受审人艾希曼,希望对极权主义之恶有所理解。通过细致观察作恶者本人并阅读长达三千六百页的审判材料之后,阿伦特最终认为:艾希曼作恶是出于“无思”,他所代表的极权主义恶行是一种“平庸的恶”。在报道这场审判时,阿伦特提出了“恶的平庸性”这个词。

向汉娜·伦特学习如何成为一名世界主义者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本书一经出版,就在纽约的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欧文·豪所称的“知识分子的内战”。一些书评咒骂阿伦特,认为她这个说法是在为罪犯开脱,犹太《进步日报》指责她“有争议的鄙俗”,布鲁诺·贝特兰说这本书是我们免于“非人性化的极权主义”的最佳保护伞。

用这一本小书,汉娜·阿伦特让自己真正成为“自觉的贱民”。在回应外界对于她犹太身份的质疑时,她说她自己“自然而然、不待争辩地是一个犹太人,从未想过要改变或者否认这一事实”。这一点,不禁让人回想起她在1957年写的自传体小说《拉尔·瓦哈根——一个犹太女性的生活》里写下的自白。

从某个角度来看,阿伦特仿佛是一个没有“乡愁”的那种人。“乡愁”更多地意味着一种天然的关联,意味着“所是”而不是“变成为”的东西(此句引用自崔卫平文章《思想与乡愁》)。身为一个在纳粹欧洲生活的犹太人,一个在男性主导的知识分子世界里的女性,一位流亡他国的难民,阿伦特是一个典型的“贱民”。对于阿伦特来说,任何所谓“自然”的东西,不管是民族身份还是所处文化历史背景,都要进行重新反省:

“我并不被这一类的任何爱所打动,我这辈子不曾爱过任何民族或者团体,无论是德国人、美国人还是劳动阶级。我真正爱的只有我的朋友们,并且,我所知道和所相信的爱,仅仅是对于一个个具体的人的爱。”

通过对天然身份的思考,阿伦特似乎将自己置于持续疏离的支点上——“身为犹太人”当然不错,但是“身为犹太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身为犹太人”也不意味着一种天然的正当性,不能为个体的所有行为开脱。这样,阿伦特以“自觉贱民”的身份,脱离了任何一种文化、传统力量的庇荫,最终成为了一个出色的世界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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